▲西北聯合大學學生在校名影壁前合影。張在軍供圖

　　與西南聯合大學的“南渡北歸”不盡相同，西北聯大的眾多院系專業在抗戰后扎下根來，把一大批實用型人才留在了西北，也塑造出如今高校林立的陜西這一教育大省的雛形

　　西北聯大從秦巴山區走出了202位兩院院士和近百名文學家、教育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完成了70余項有重大影響的人文與科技成就

　　在西安古城墻西南角，相對而立的是古樸素雅的西北大學博物館。負一層的校史館內，一口八寸的古鐘擺放在一隅。與它呼應的“原型”是另一件文物——產于20世紀初、雙臂合抱不住的意大利制銅鐘，在距這里240公里外的陜西省漢中市城固縣博物館中靜靜沉睡著。

　　85年前，每當空襲警報發出或大型活動舉辦時，這口意大利制銅鐘就發出經久不息的低鳴。戰火紛飛的年代里，民國時期的教育家在秦巴山區苦苦尋得一張安靜的課桌，由北平大學（西北大學前身）、北平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西北師范大學前身）、北洋工學院（天津大學前身）等高等院校千余名師生西遷、南渡所組成的西北聯合大學，在分分合合中走過了抗戰歲月。

　　“北憑秦嶺、南倚巴山，弦歌不復輟響，絳帳于焉重開”，“蝸居”秦巴山區的西北聯大，為民族保留下曾一度如風中之燭的高等教育火種，更為開啟當地民智作出了巨大貢獻。與西南聯合大學的“南渡北歸”不盡相同，西北聯大的眾多院系專業在抗戰后扎下根來，把一大批實用型人才留在了西北，也塑造出如今高校林立的陜西這一教育大省的雛形。

　　序曲：戰火下的“雙向奔赴”

　　1937年7月7日，震驚世界的盧溝橋事變爆發。侵華日軍炮擊宛平縣城，千年古都北平危若累卵。

　　為徹底摧毀中國，進犯華北的日軍將炮火瞄準了文化教育機構。7月下旬，南開大學遭遇長達4個小時的輪番轟炸，圖書館與秀山堂、思源堂兩座教學樓損毀嚴重；同樣位于天津的河北省立女子師范學院500余間樓房、平房和數十萬冊圖書隳于戰火；北平大學、北洋工學院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焚毀。

　　在抗戰全面爆發前夕，全國91所專科以上的高校中，平津就占據三分之一。華北文教中心遭鐵蹄蹂躪，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的王世杰于7月31日擬定《戰區內易受敵人攻擊地點之處置方法》，指出為挽救教育、保留文脈、堅持抗戰，經過討論權衡，令即刻遷出北平與天津幾所最重要的公私立高校，在長沙和西安成立兩所臨時大學。

　　彼時，隴海鐵路線尚未完全修通，另一座千年古都西安仍是個相對遙遠的存在，且陜西在抗戰前夕僅存西北農林專科學校一所從本土誕生的大學，高等教育基礎薄弱。1935年12月，陜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曾建議“北平大學遷陜改為西北大學”。當地對高等人才求賢若渴，急需在陜建起一座高校，以保留火種，開啟民智，輻射大西北，服務大后方。

　　就在這樣各有需求的“雙向奔赴”之下，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北洋工學院和河北省立女子師范學院的學生提前結束暑假，陸續踏上了西遷旅途。

　　借用先前已遷來西安的東北大學校園當作教學場地，在城內僅有的幾座旅店或自尋民房居住，旅途勞頓的東來師生們費盡千辛萬苦，落下腳來。1937年10月18日，西安臨時大學正式成立，并于11月1日開啟了遲到的新學期。此時全校共有文理、商法、教育、工、農、醫6個學院23個系，在院系數量上還多過日后遷至昆明、更名為西南聯合大學的長沙臨時大學（4個學院17個系）。

　　“合平大、師大、北洋極有歷史之三校院，經過不少曲折歷程，始在西北之重鎮宣告成立，在教育史上實為一創舉。”《西安臨大校刊》創刊號的發刊詞中雖曰“合”，但各校實際上依舊獨立辦學，開學時既給學生發西安臨大校徽，又發各自學校的校徽。這也成為日后該校繼續南遷并改名為西北聯合大學后“聯而未合”的肇始。

　　在滿懷信心時抵達

　　在城固縣博物館陳列的一張張褪了色的歷史照片里，衣著樸素、精神昂揚的青年正成群結隊地行走在滿是碎石子的山路上。1937年2月，打破“蜀道難”的川陜公路全線貫通，才讓13個月后又一次啟程的臨大師生不必“以手撫膺坐長嘆”，昂首闊步抵達秦巴山區腹地。

　　再度面臨遷校，蓋因山河破碎。1938年3月初，日軍侵占陜晉豫三省交界的風陵渡，直逼關中東大門潼關，西安城內早已人心惶惶。面對內外交困的局面，國民政府下令西安臨大南遷漢中盆地。

　　3月16日，古城正是春寒料峭，才開學13周的西安臨時大學并中學部共兩千多人先乘火車向西抵達寶雞，隨后徒步南行穿越秦嶺。一路上，師生分成3個中隊，唱著救國歌曲前進，在野外生火做飯，和衣而眠，也曾遭遇土匪洗劫。臨大學生劉藝民日后回憶，顛沛流離的他看到眼前的崇山峻嶺，以及沿途寥寥幾戶居民原始的生活狀態時，“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的詩句就浮現在腦海。

　　“但假設真有再大的雪，也阻礙不了我們的前進，因為我們有目的，抱著最后勝利的決心。”

　　3月底至4月初，3個中隊陸續進駐漢中褒城，停留在原地待命。

　　“當時的漢中也并不安寧。”城固縣博物館原館長茍保平告訴記者，抗戰爆發后，漢中因聯結川陜而成為戰略要地，是越秦嶺進入大西南的咽喉。國民政府許多機關和軍隊早早進駐這里，在小城里占據了大量房舍。同時，日軍自3月起對漢中展開轟炸，將校址放在城區目標大、風險高。校高層經商議，將各學院分置于城固縣、沔縣（今勉縣）和南鄭縣（現址在漢中市漢臺區）3個縣的六處教學點。其中規模最大的是巴山北麓的城固古路壩，接納了體育系、地理系、地質地理系及高中部的師生。

　　“所謂古路壩，就是從陜西漢中通往四川萬源古官道上的一個壩子。”茍保平站在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立西北聯合大學舊址（工學院）前說，這里如今雖被農田環繞，但在當時人流熙攘，隨著臨大學生的到來更是有了些集鎮的樣子。

　　如今在原址上還完整保留著的，只剩一座古路壩教堂。這片起建于1888年、中式飛檐與西式廊柱相輝映的宗教建筑群，最多時曾有500多間房屋，經歲月風霜洗禮如今已十不存一。指著不遠處因汶川大地震坍塌的修女院原址，茍保平說，那里就是學生們的教室兼宿舍。

　　城固和沔縣的教學點，也大多數借用了當地已有的文教場所。如教育學院就在城固縣文廟響起弦歌；農學院一部分在沔縣縣城中紀念諸葛孔明的武侯祠上課，一部分則在不遠處與由山西遷來的銘賢中學共用校舍。

　　既然在漢中扎下根來，“西安”校名就不宜沿用。4月2日，國民政府教育部在臨大找尋校址的同時電令其更名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校常委會則在一周后正式產生更名決議。5月2日，西北聯大在校本部舉行開學儀式。主持儀式的校常委李書田回憶了西遷、南渡全過程，隨后激動地說，“在我們學界，（遷校）卻是破天荒的大舉動。”

　　在分分合合中堅守

　　“本校現改名為西北聯合大學，其意義一方面是要負起開發西北教育的使命，一方面是表示原由3所院校合組而成。”另一位校常委陳劍翛在開學儀式上的致辭，仿佛道出了西北聯大日后兩個層次的命運走向。

　　如今只存在于照片和人們記憶里的西北聯大建筑中，位于城固考院的校本部，影壁上書“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大字；走進考院，門樓上高懸“國立北平大學”“國立北平師范大學”和“國立北洋工學院”三塊校牌。效仿西安臨大時期，各校還是給學生發聯大與本校兩種校徽和畢業證。

　　“西北聯大和西南聯大發展流程的迥異，就在于前者‘聯而未合’。”中國高校遷徙史研究者、《西遷南渡未北歸：抗戰時期的西北聯大》一書作者張在軍告訴記者，相比西南聯大三校長的互通有無，西北聯大校委會組成人員則各懷心思，還不乏國民政府出于不同目的的“摻沙子”之舉。

　　1938年6月29日，也就是西北聯合大學正式開學的58天后，教育部突發電令，命聯大農學院與堅守在秦嶺以北的西北農林專科學校合并為西北農學院。正當校方一番交涉無果時，又接到命令要求古路壩的工學院分立，與東北大學工學院、焦作工學院合并為西北工學院。命令中稱，此舉實為“確立西北農工教育基礎之計”。

　　自7月起，西北聯合大學只留下4個學院19個系。一年后的1939年8月8日，國民政府決定將其更名為國立西北大學，讓西北大學這座肇始于1902年的學府在中斷辦學十余年后重生。同時，師范學院與醫學院各自獨立設置，西北聯合大學自此進入五校分立、合作辦學的年代。

　　對于西北聯大過于急促地由“合”轉“分”，史學界有“內部分裂說”“政府介入說”“反共防左說”等多種分析角度。張在軍認為，探究這所學校改組分立最重要、最深層次的原因，還須從建校的初衷談起。

　　“這是當時國民政府開發西北、調整高校區域布局的考慮。”他說，“從結果來看，聯大分出的農學院在武功（今陜西楊凌）重組為日后的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師范學院遷往蘭州更名為西北師范學院（后升為大學），醫學院幾經周折并入西安交通大學，工學院本定在工業重鎮寶雞、后在西安建起西北工業大學，西北大學則坐鎮西安。如果沒有西北聯大作為一個節點讓北平遷來的高校紛紛打上了‘西北’烙印，就很難有隨后它們在西北的落地生花。”

　　盡管像流星一樣劃過中國高等教育史的夜空，西北聯大卻成為堅守在這里的師生們難忘的記憶。中國材料科學之父、已故的師昌緒院士曾談起在古路壩透過屋頂縫隙看到星月高懸而自己仍在為通過考試熬燈苦讀時，眼中泛起了淚光。在宿舍與蚊子、虱子、跳蚤所組成的“海陸空三軍”周旋，到縣城餐館點了魚肉“打牙祭”卻偶遇鄰桌上出手寒酸的教授，遭遇日軍空襲四散奔逃……這些苦中作樂的情景，更是在西北聯大師生的回憶文章中被反復提及。

　　“這是我畢生不可忘記的一段。”曾任西北聯大體育系主任的袁敦禮是中國體育教育奠基人之一，他在1939年所作的自傳中這樣回憶漢中時光，“這個地方是在深山之中，每天與學生共同生活，風景優美，共同欣賞，大有‘世事遙望空云山’的氣概。”

　　“袁老師對我最大的影響，就是像做人一樣堂堂正正做事。”已是米壽高齡的中國體育史學泰斗、西安體育學院教授王增明這樣回憶自己的恩師。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在西北師范學院做了袁敦禮兩年學生，后又留校與其共事近七年。據他回憶，袁先生每每遇到工作上、生活上的困難，都會用西北聯大時期的篳路藍縷來勉勵自己與身邊的人。

　　在傾囊相贈后告別

　　在世界文化遺產城固縣張騫墓前的一座石碑上，碑文剛勁的隸書兼有標點符號，顯示其歷史并非十分久遠。然而，這塊碑卻有著非凡的歷史價值。

　　“南鄭屏山襟川，炎漢以興，靈秀所鐘，實生人杰，博望之故里、陵墓，胥在城固。”由后來成為紅學大家的西北聯大講師吳世昌撰寫、文字改革先驅黎錦熙手書的碑文，句句都是張騫流離西域仍不辱使命的壯舉，也句句都是西北聯大師生寓居漢中保留中華文脈的堅持。

　　1938年7月至9月，西北聯大考古委員會展開對張騫墓的發掘維護，開掘出漢代遺物和博望封泥，證實墓主乃張騫無誤。

　　“封泥的出土，為張騫墓后來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提供了關鍵性佐證。”城固縣張騫紀念館館長崔紀軍說。

　　張騫墓也成為西北大學考古學這一國家“雙一流”學科的誕生之地，以及絲綢之路中國段考古活動的起點。

　　盡管西北聯合大學完整存續的時間僅有3個月，但人們一般還是把各校隨后合作辦學的歲月也算進聯大歷史中。即便如此，從第一批學生抵達漢中盆地，到抗戰后最后一批師生離開，也只有8年時間。“這短短8年，對城固、對漢中的影響都是變革性的。”茍保平說。

　　在他看來，西北聯大幾乎向這里傾囊付出了所有。

　　國文系教授黎錦熙完成《城固縣志》（《方志今議》）的續修，提出了新修方志的體例、原則與方法，至今仍是國內方志編修當代志書的重要理論參考。

　　工學院師生對有近兩千年歷史的城固五門堰展開修繕保護，并對已規劃好的湑惠渠工程進行了測繪，兩處工程如今仍對農業灌溉發揮著重要作用。

　　地質組師生走遍秦嶺南麓到巴山北坡的溝溝坎坎，完成《漢中地質志》；教授張伯聲重新厘定了“漢南板塊”概念，由此生發出的“地殼波浪狀鑲嵌構造學說”，成為中國地質學界五大構造學派之一。

　　體育系師生們帶來了壘球等當時新興的運動項目，邀請籃球國手打表演賽，還將在漢江上游泳辦成了廣泛參與的活動。

　　西北醫學院設置門診部解決百姓看病難問題。院長侯宗濂對產于漢中的鹿壽草展開專門研究，并發表其藥理作用的科研論文，為該藥材在治療心腦血管病和風濕關節痛等方面的臨床使用提供了確切可靠的資料。

　　進步師生積極傳播馬列主義，當地抗日氛圍異常濃郁，共產黨員隊伍得到了迅速壯大。至1940年底，城固縣中共黨員人數已達140多人，為堅持抗戰及新中國的建立培養了一大批有思想、有理想的無產階級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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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平津各院校遷移漢中城固后，陜南頓成文化中心。”張在軍說，聯大在漢八年間，不僅讓當地的文化教育風貌煥然一新，更為西北奠定了人才基礎。“如工學院培養出的大批技術人員去往西部油田、煤礦，充實了抗戰后方工礦、交通企業的技術力量。至新中國建立，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成為國家重要工業部門的骨干。”

　　更不用說在博物館、校史館中懸掛的一幅幅院士、學部委員和人文大師的肖像。西北聯大從秦巴山區走出了202位兩院院士和近百位文學家、教育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完成了70余項有重大影響的人文與科技成就。

　　正如曾在古路壩讀西北聯大高中部的思想史學家張豈之先生所言：“無論是西南聯大的‘南渡北歸’，還是西北聯大的扎根西北，都是抗戰時期中國大學精神的最高表現！”

　　伴隨著抗戰勝利的爆竹聲聲，全國高校的復校與遷校陸續成行。西北大學、西北工學院、西北醫學院陸續北遷。而農學院早先已去往武功，西北師范學院則自1940年起就陸續搬去了蘭州。

　　曾在西安、漢中暫居的東北大學、北洋工學院、焦作工學院等也紛紛“復員”；主體留在西北的北平師范大學則在北平原址上復校；北平大學雖未獲復校許可，然而其余脈分散在西北各院校，成為西北地區教育事業的堅實基礎。

　　遲至1946年9月，西北大學城固留守處最后一批職員任務完成返回西安，西北聯大及其余脈的遷移工作宣告結束。古路壩、七星寺、大成殿、武侯祠，瑯瑯讀書聲歸于沉寂。

　　尾聲：弦歌未絕 黌舍宛然

　　在擁有99年歷史的城固縣第一中學，有一座滿園桂樹伸向二層回廊的漂亮小院。利用課間，校黨辦主任、高三語文老師楊啟明在小院中，向幾名學生講述80多年前黎錦熙、許壽裳、羅章龍等名師在此克服困難，堅持授課的故事，為即將迎來高考的同學加油鼓勁。

　　“我們在協助保護這座校內文物的同時，也盡可能使其‘活化’利用，豐富校園文教生活。”楊啟明說，他也是西北聯合大學法商學院舊址的文保員，“學校利用開學第一課、主題黨日等活動，組織師生走進舊址，感知西北聯大歷史，厚植愛國主義沃土。”

　　位于縣城中心的聯大舊址——城固文廟大成殿安靜肅穆，與幾米外一座幼兒園的嬉鬧相映成趣。

　　“在西北聯大的帶動和引領下，城固成為抗戰時期全國三大文教中心之一。當時縣內共有8所中學，在陜西各縣獨占鰲頭。城固的首位大學生，也是聯大時期培養的。”崔紀軍說，“盡管西北聯大留存于世的史料和遺跡遠遠算不上豐富，但影響卻是深植人心的。”

　　在陜西理工大學圖書館的西北聯大漢中辦學紀念館里，該校教育科學學院副教授陳海儒正端詳一張西北聯大時期的畢業證。發起布展已歷十年，他與校內專家不斷挖掘、搶救出新的史料，如今正致力于完成口述西北聯大歷史的項目。

　　“我是在云南師范大學上學時，因為接觸母校對西南聯大歷史的挖掘過程，而對西北聯大歷史產生興趣的。”他說，西北聯大因其短暫的辦學史，并不為大多數人所知，應該用更大力度、更多元的形式挖掘并呈現這段塵封的歷史。

　　2019年10月，位于城固縣的三處西北聯合大學舊址被列入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2020年9月，舊址入選第三批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為相關建筑物帶來了更妥善的修復與維護。同時，北京師范大學、天津大學、西北工業大學、西北大學等對各自校內老專家、老干部及其后輩的訪談，加上定期舉辦的學術交流，使得新的研究成果正不斷涌現。

　　“西北聯合大學寫下了中國高等教育史的光輝一頁。它雖辦學時間短暫，但基本完成了這一區域未來幾十年高等教育版圖的擘畫，在漢中、陜西乃至全國都留下了深遠的影響。”漢中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屈占權表示，漢中將在繼續做好文物保護與史料收集的同時，進一步與相關單位協同，充分挖掘西北聯大背后的紅色革命精神和愛國主義文化內核，讓西北聯大的辦學精神和理念薪火相傳、生命永續。（記者鄭昕）

　　參考文獻：

　　《國黌播遷：西北聯大通史》姚遠著

　　《西遷南渡未北歸：抗戰時期的西北聯大》張在軍著

　　《古路壩：抗戰烽火中的教育圣地》西北工業大學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