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云南怒江的山村幼兒園,孩子們在捏橡皮泥。
位于貴州松桃的山村幼兒園,孩子們在玩耍。受訪者供圖
這是一場關乎教育公平和鄉村未來的社會試驗,試驗內容是以一種有效且低成本的方式,到偏遠鄉村辦幼兒園,為3至6歲兒童提供家門口的免費學前教育。2009年,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在當時的貧困縣青海省樂都縣(今青海省海東市樂都區)開始試點。13年后,這項被稱為“一村一園:山村幼兒園計劃”的公益項目,已先后在11個中西部省份的31個縣區落地開花,開辦了3000余所村級幼兒園,累計受益兒童約20萬人。
計劃的發起者和推動者、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原副理事長盧邁,今年75歲。在他看來,這份成績單還遠遠不夠,“太少了!我們國家有60多萬個村子……”
為什么要關心農村孩子能不能上幼兒園
村里有沒有幼兒園,有那么重要嗎?
面對這樣的問題,盧邁會以數據作答——
13年前,“一村一園”計劃在青海樂都啟動時,全縣僅有不到一半的適齡兒童在上幼兒園,鄉鎮以下幾乎沒有任何學前教育服務。北京大學的團隊對樂都農村3至6歲兒童進行評估,發現他們的認知發展水平不足城市同齡兒童的60%,語言發展水平相當于城市同齡兒童的40%。
腦科學研究表明,0至6歲是人類大腦發育的高峰期。有研究指出,兒童如果長期處于缺乏關愛、貧困、家庭結構異常等不利環境下,承受著難以排解的“毒性壓力”;如果環境一直得不到改善,這種壓力會影響兒童的大腦發育和生理、心理健康,進而影響他們的一生。
美國佩里學前教育項目對貧困兒童持續追蹤40多年發現,良好的幼兒教育可以有效降低貧困兒童成年后的暴力行為和犯罪率。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教授詹姆斯·赫克曼研究了早期兒童發展項目的數據,發現重視兒童的早期教育可以為社會帶來巨大回報。
赫克曼認為,教育不公平不止是個道德問題,更與一個國家的長期競爭力密切相關。讓所有兒童公平地得到早期教育,能夠降低貧富差距,提升勞動力質量,拉動經濟發展,越早投入,效果越好。
近年來,我國對學前教育越來越重視,隨著相關政策陸續出臺,全國學前教育毛入園率已從2010年的56.6%,提升至2020年的85.2%,預計2025年將達到90%以上。
“那被落下的15%、10%享受不到學前教育的孩子在哪兒呢?”盧邁說,“在偏遠鄉村,在欠發達地區?!?/p>
當城市家長越來越重視孩子的早教問題,許多偏遠鄉村的家長卻對此了解有限,村里也沒有幼兒園——公辦園在縣城、鄉鎮,只能覆蓋部分周邊村莊;民辦園要靠收費維持,可以想見不會到偏遠鄉村設點。
“這些孩子也是我們國家未來的建設者,現在不關注他們、投資他們,以后是要付出代價的?!北R邁說。
推出“一村一園”計劃,正是基于以上認知。參與者們相信,通過公益援建,為偏遠鄉村兒童提供早期教育服務,有助于打破貧困的代際傳遞,鞏固脫貧攻堅成果。
“第一個饅頭”
“一村一園”計劃要做的是,讓試點地區每個有10名以上適齡兒童的村子,都擁有一所幼兒園;讓人口分散、交通不便的欠發達地區兒童能夠就近入園,免費享受學前教育服務。
聽上去困難重重——要花多少錢找場地、建房子?錢從哪來?從哪招老師?能保證教育質量嗎?
項目組以多年實踐回答了這些問題。
首先,不必花錢建新園舍。幼兒園大都借用閑置的村小校舍等村公共場所改造而成。硬件投入小,賦予這些幼兒園一種靈活性。隨著城鎮化進程加速,當所在村莊幼兒數量過少,幼兒園需要撤點時,由于建園之初沒有園舍建造,也就幾乎沒造成資源浪費。原教學點老師和留下的兒童,可以就近調整到其他幼兒園。
其次,在村里運行一所小規模幼兒園,成本不高。據介紹,山村幼兒園每年的運行成本約在3-5萬元,其中80%用于老師工資。項目前期資金主要來自基金會募集的企業和社會捐助,運行兩三年后,會促成地方政府接手。例如,在青海樂都,當地政府已將“一村一園”計劃納入公立學前教育管理體系,以購買服務的方式保障山村幼兒園運行。
此外,項目采用招募“幼教志愿者”的方式,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招聘熱愛幼教工作的志愿者,經培訓上崗。目前,已有3955名幼教志愿者老師服務于“一村一園”計劃,其中九成以上是女性,七成老師具有大學學歷。
以創新性的解決方案應對教育難題,用較低成本填補農村學前教育村級“短板”,2018年,“一村一園”計劃獲得世界教育創新峰會(WISE)教育創新獎,這是首次有中國項目榮獲該獎。
回到人們對教育質量的關心,也是關于這個項目至關重要的一個問題:幫助偏遠鄉村兒童健康發展,進而促進社會公平,這些在硬件、師資等方面門檻不高的山村幼兒園真的有用嗎?
“有沒有用看結果。”盧邁說。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請華東師大、北大等第三方機構對項目效果進行過多次評估,評估結果鼓舞了“一村一園”計劃的實施者們——
在項目最早的試點地區青海樂都,學前教育3年毛入園率顯著提升,從2008年的47%,提升到如今的99%。
入園兒童的語言、認知和社會性也有明顯提高。基金會追蹤8531名進入義務教育階段的項目受益兒童,并與縣級公辦幼兒園、縣級民辦幼兒園和鄉鎮幼兒園的兒童進行對照,發現在小升初統考中,68%的“一村一園”計劃受益兒童成績達到平均分數線以上,與縣城公辦幼兒園的74%差距不大,優于鄉鎮幼兒園、民辦幼兒園等其他幼兒園的47%,而沒上過幼兒園的孩子只有19%成績在平均分數線以上。
調研還顯示,“一村一園”計劃受益兒童的高中入學率為81%,沒接受學前教育的孩子這一比例只有25%。
“項目花不起太多的錢,這些孩子也沒受什么特殊待遇,但上了幼兒園的孩子就是不一樣。兒童的事情就是這樣,你真的去關心、去投入,馬上就能從這些最需要關心和投入的孩子身上看到變化,讓你知道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北R邁說。
他說這有點像經濟學中的邊際效應遞減原理,“什么時候邊際收益最大?餓的時候吃饅頭,吃第一個的時候最香,第二個第三個邊際效應遞減。對于這些農村孩子,給他們的任何東西都像是第一個饅頭?!?/p>
把幼兒園“種”進偏遠鄉村的人
盧邁找出幾張照片。其中一張,是他去年在樂都與8個“一村一園”項目受益孩子的合影。6個女孩、2個男孩從同一村子考上省重點中學樂都一中,這是村里破天荒的事,也為學前教育干預的效果,提供了又一佐證。
指著照片上的一個女孩,盧邁說:“當時我問她,咱們這些孩子跟來自縣城的同學比有什么差別嗎?她說沒什么差別,他們會的,我們也能自己學,我喜歡唱歌!”讓她唱一個,她就唱了首英文歌,“你能看到這孩子從小培養出來的自信?!?/p>
愛,自信,社會交往能力,盧邁認為,這些都是“一村一園”帶給鄉村孩子最具共性也最重要的收獲。
他反復強調鄉村幼兒園老師的功勞,希望“村幼教老師”這一群體受到社會更多關注。他相信,當人們走近這群最基層的幼教老師,了解他們的愛與艱辛,付出與成果,會更清醒認識農村學前教育現狀,更重視如何“雪中送炭”。
盧邁找出的另一張照片,拍攝于2010年。46個年輕人站在“青海樂都早教志愿者”的紅旗前,他們是“一村一園”計劃招募的第一批幼教志愿者。
如今,一些人已離開,一些人仍在堅守。今年42歲的朱英香,就是堅守者之一。
朱英香是樂都本地人,從青海幼師學前教育專業畢業后,做過私立小學的代課教師,也在縣里的民辦幼兒園工作多年,直到2009年應聘成為“一村一園”計劃的幼教志愿者。那一年,她29歲。
“我是從農村出來的,又學的這個專業,雖然我小時候沒上過幼兒園,但可以讓現在的農村孩子享受這種教育。”項目伊始,試點多、孩子多,老師少。首批46個志愿者需要去81個村子“走教”,一天去一個村,一周跑五個村。朱英香每天坐車到十幾公里外的中心學校,再從學校騎著區教育局給他們配備的自行車下村。“騎車騎得手都麻了?!?/p>
2011年,項目組評估教學成果,結合地方反饋,增加招聘,讓老師固定教學,朱英香從此成為峰堆鄉聯村從0到1的第一所幼兒園里,從0到1的第一名也是唯一一名老師,直到今天。
很多“一村一園”計劃的村幼教老師,都是這樣,來到從來沒有幼兒園的偏遠村莊,種下學前教育的種子。
在試點村,孩子們的情況各種各樣,老師們也做著各種各樣的努力。
很多努力看上去很“小”——
他們教不會自己上廁所的孩子自理;
教媽媽好賭、爸爸在外打工,經常獨自在家的孩子認識危險物品,不做危險事情;
教不會說普通話的鄉村孩子說普通話;往時常吸溜著鼻涕的孩子書包里放入紙巾;
對因種種原因怯懦、自卑、怕生的孩子,逮到機會就夸;
把病情沒被家里重視,拉肚子嚴重到暈倒的孩子送到衛生室,要求家長務必關心;
幫想念在外務工父母的孩子,用視頻聯系爸媽;
……
這些走入山村的老師,彌補了村里孩子在家庭環境中的部分缺失,也難怪許多孩子會自然而然地叫老師“媽媽”——
在貴州織金,已經上小學的孩子在教師節回幼兒園遞給老師一張紙條,上面寫著“老師像媽媽”;
在青海樂都,一堂主題為畫媽媽的課,有孩子畫了兩個媽媽,告訴老師,“一個是你”;
在湖南古丈,有個孩子被問到家庭成員有誰,竟回答說,“媽媽是誰?”她入園后天天跟在老師身后,著急上廁所時,脫口而出,“媽媽快幫幫我!”
……
就是在無數個這樣的日夜里,村民逐漸接受了幼兒園,認可了學前教育。
“孩子和家長都改變了。”曾參加“一村一園”計劃的青海樂都志愿者老師楊亞玲仍清楚記得,10年前,在她任教的鄉村,很多家長都不愿送孩子入園,認為幼兒園就是領著孩子玩,玩3年玩野了,上了學也沒法好好學習。
楊亞玲從村婦聯那里拿到適齡兒童名單,挨家挨戶上門跟家長們談,向他們介紹新的學前教育觀念。有的家長去一兩次說不通,她就跟孩子互動,給他們講故事、讀兒歌、畫畫,跟他們一起做游戲……如今,家長們普遍愿意支持和配合老師的工作。
“鄉村振興的標配里,應該有個幼兒園”
作為一項立足村級學前教育服務的社會實驗,“一村一園”計劃證實了為欠發達地區兒童提供學前教育的價值,總結出一套可在欠發達地區推廣復制的模式。盧邁希望,這些試點經驗能為國家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據。
“支持政策研究、促進科學決策、服務中國發展”是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創立以來的宗旨,做試點、做研究,最終都指向了公共政策。此前,被稱為“營養餐”項目的貧困地區寄宿制小學學生營養改善項目,就是他們“社會實驗+政策倡導”方針下的成功案例。
2006年,基金會在農村寄宿制學校調研發現,貧困地區的學生普遍營養不良。2007年,基金會啟動試點,為2000個貧困地區孩子建食堂、供應免費午餐,為另外500個孩子發放衣物補助,進行對照實驗。一年后,有食堂吃的孩子,身體素質、學習成績等都有顯著提高。
2011年,該項目由社會試驗上升為國家政策,出臺了“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至今已惠及3700多萬農村義務教育學校的學生。項目實施10年后,評估顯示,欠發達地區農村學生身高普遍有較大增長,受益學生的體質健康合格率從2012年的70.3%,提高至2021年的86.7%。
“誰都比不了政策的力量?!北R邁說,政策會影響千千萬萬人,他希望“一村一園”計劃也能得到政策支持,產生更大效果。
但這并不容易。10余年來,盡管已對項目效果做了多輪評估,對山村幼兒園“教育質量”和“正規性”的爭論,卻始終纏繞著“一村一園”計劃。
爭論背后,值得留意的問題是:什么是有質量的學前教育?教育資源相對匱乏的情況下,如何在不傷及教育公平的前提下,追求教育質量?
“哪些指標、標準能夠精準地測量學前教育質量?有關部門制定了嚴格的建設標準和人員資格標準,但是,這些標準對于中國廣大欠發達地區是否適用?”在2019年的“一村一園”計劃樂都十周年效果評估報告中,研究者們指出,從實踐來看,在偏遠地區農村要按照標準辦學是非常困難的,“一是投入與服務產出不成比例,投入大、服務規模小,直接造成資源浪費;二是有基本素質無資質的當地青年無法從事相關工作……可以參考的做法是,先上崗再考證。除了建設標準、人員資格標準等相關要求外,更重要的是要以‘效果’為導向,看老百姓的獲得感。”
盧邁強調,他很高興在走訪時聽村民同他“算賬”。“在井岡山,有戶人家原來在鎮上租房陪孩子上幼兒園,我們在村里建園后,他們就回到村里,說回來省了房租、學費、生活費,在地里還能干干活,一年省了近2萬塊錢?!?/p>
村級學前教育受到農村家庭的普遍支持。盧邁提到,與當年項目啟動時的情況不同,如今,欠發達地區家長也普遍有了送孩子讀幼兒園的認知。這一人群對孩子“入園難”問題發出的聲音不夠大,卻不容忽視。
近年來,國家和全社會對學前教育的重視程度不斷加強。2020年,全國學前教育經費總投入已達4203億元。教育部門也明確提出,農村地區要“大村獨立建園或設分園,小村聯合辦園,人口分散地區根據實際情況舉辦流動幼兒園、季節班等”。
盧邁建議,國家財政學前教育投入分配應優先支持欠發達地區,而且不能只關注縣城鄉鎮,還要向村里傾斜。投入的傾斜不能停留在文件上,要有切實措施。例如,“大村獨立建園,小村聯合辦園”落實了嗎?有10個以上在村兒童的村子都建沒建幼兒園?
“應該每年統計有多少村級幼兒園,這才能督促地方政府做好這件事。鄉村振興的標配里,應該有一個幼兒園?!北R邁說。
他也呼吁政府和社會更加關心農村幼教老師群體,給予他們應得的尊重,為他們提供更好的待遇保障。
今夏,首批上過“一村一園”山村幼兒園的孩子即將迎來高考,盧邁對他們的表現充滿期待。
回顧10余年來的歷程,他說:“我們的愿望沒變,依然是給每個孩子一個更公平的起點。”(記者王京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