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9月27日電? 9月25日出版的2023年第39期《瞭望》新聞周刊在“專題”專欄中刊發報道《“爭奪認知”的殖民戰爭》。全文如下：
進入21世紀以來，伴隨著計算機、互聯網、通訊、大數據、云計算、新媒體以及人工智能等科技領域的高速融合發展，人類社會進入了知識高效交流、資訊高度飽和、觀念高頻迭代的時代，人類認知領域的革命也方興未艾。
與此同時，全球化、多極化帶來的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和大國戰略競爭的全面升級，也使得國家間的博弈越發復雜化——不僅在軍事、科技、經貿、金融等顯性領域加緊對抗，也越來越重視“爭奪認知”等隱性領域的競爭。
與傳統戰爭受到地理邊界和戰爭規則限制、偏重于從物理維度來實現戰爭目標不同，作為超限戰的認知戰，在信息技術的加持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擺脫傳統物理束縛，使戰爭由非常態變為“常態”，大大降低了發起對抗的成本和風險，這正是西方越發重視認知戰的重要原因。
四個環節的聯動作戰
認知戰是一種以信息為主要載體，通過影響和塑造目標國家決策者和群眾的認知，進而控制和改變其行為，最終達到戰略戰術目的的現代戰爭形態，是融心理戰、輿論戰、信息戰于一體的最高層級的非動能作戰形式。
2023年3月，美國《戰略安全》雜志發表的題為《現代認知行動與混合戰爭》的文章明確提出：“認知操作可以是擴張的工具，甚至可以通過改變目標群體的觀點、價值觀和利益來實現特定的殖民化。這種控制可以為數字時代的國家殖民提供新的機會。”由此可見，在美國戰略界看來，認知戰已經上升為新國際環境和技術條件下對目標對象實施影響、掠奪乃至侵略的重要方式。
從實施方式來看，認知戰的作戰模型包括以下四個環節：
決策主體：指實施認知戰的國家、軍隊或團體，它是認知戰的發起者和指揮者，根據自身的利益和目標，制定認知戰的策略和計劃。
實施主體：指被挑選或塑造的、執行認知戰任務的各類線下線上組織或個人，包括政客、名流、公知、網紅、意見領袖等公眾人物，基金會、非政府組織、智庫、高校、黑客團隊等專業機構，媒體、出版社、影視公司等傳媒平臺，水軍團隊、網民等終端。它是認知戰的執行者，負責制作、傳播和控制信息，以影響目標國家的社會認知。
社會認知：指目標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學、生活等各個領域的公眾意見、觀念、態度和情緒。社會認知是認知戰的主要作用對象，也是認知戰效果的反映。
目標實現：指通過認知戰達到的戰略戰術目的，包括顛覆、牟利、分裂、控制等。目標實現是認知戰的最終評價標準，也是認知戰的動力源泉。
這四個環節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和互動，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認知戰體系：決策主體通過實施主體影響和改變目標群體的社會認知；社會認知的變化影響決策主體和實施主體的策略和行為；目標實現影響決策主體和實施主體產生新的動機和目標。這就形成了一個動態循環。
有研究者指出，一些西方國家先進的打法是已經形成了體系化的認知作戰聯動機制。例如，在西方政府的策劃下，某基金會會提前幾年進行布局，首先選定目標國家的“話事人”，然后通過學術交流和商業交流來資助該國媒體，進一步烘托“話事人”的人設，再利用網絡水軍體系來控制社交媒體熱搜，從而在潛移默化中提升“話事人”的話語權甚至社會地位，最后在關鍵時間節點讓“話事人”拋出最有利于西方利益的觀點，從而引導目標國家社會輿論形成新的共同觀點，以改變其決策和社會發展方向。
戰略、戰役與戰術
針對不同層級的目標實現，認知戰可以分為三種組織形式：
戰略性認知戰：針對目標國家整體或重要部分的社會認知進行長期且系統的影響和改變，以達到顛覆或控制其政治制度、經濟模式、軍事力量或意識形態等根本利益的目的。
例如，美國政府對蘇聯就曾展開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戰略性認知戰，且充分利用其盟友和附庸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資源，對蘇聯及其盟友進行多方位、多層次的認知戰，以孤立和包圍蘇聯，削弱其國際影響力和地位。
在這場戰略性認知戰中，美國政府針對蘇聯及其盟友的民族、宗教、文化、歷史等特點，專門制作和傳播歷史虛無主義和修正主義等特定信息，并利用各種媒體、智庫、非政府組織等，以所謂“中立”或“客觀”的姿態發布或轉載有利于西方利益的信息，以引發“認知反應”。同時，美國政府利用其控制或影響的間諜、叛徒、分裂分子等，在蘇聯內部進行滲透和破壞，制造或操縱各種事件或話題，以塑造或改變蘇聯的社會認知，并通過電影、音樂、文學等形式，全力向蘇聯民眾傳播西方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誘導其認同西方模式，又通過獎學金、交流項目等隱蔽方式，培養或收買了蘇聯的精英分子，逐步影響或控制了其思想和行動。
美西方發動的認知戰，使蘇聯陷入國家思想混亂、主權認同消失、社會價值觀分裂、國民意識淡漠的困境，是其最終走向解體的一大原因。
戰役性認知戰：針對目標國家局部或特定領域的社會認知進行中期且有針對性的影響和改變，以達到瓦解或削弱其政治穩定、經濟發展、軍事防御或社會團結等重要利益的目的。
例如，2003年美國政府為了推翻伊拉克政府，攫取地緣和資源利益，發動了一場所謂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戰役性認知戰。美國政府利用其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向全世界宣傳其對伊拉克的單方面指控，大規模炮制虛假證據，并通過國際組織和媒體美化其對伊拉克的侵略行為，為最終繞開聯合國軍事推翻一國政府掃清障礙。
戰術性認知戰：針對目標國家部分群體的社會認知進行短期的影響和改變，以達到誤導或操縱其政治觀點、經濟行為、社會情緒等具體利益的目的。
例如，美國政府為了消解其國內公眾對毒品問題的不滿和批評，選擇對外轉移矛盾，故意制造外國是芬太尼泛濫問題責任方的假象，并利用其在媒體、教育、文化等領域的優勢，向其國內公眾傳播這種假象，還通過法律規定、政策措施等影響其國內公眾對毒品問題的認知，以此誤導和操縱了他們的政治觀點和社會情緒。
矩陣攻擊的流程
為了影響和控制競爭對手的認知，認知戰在內在邏輯上需要詳細分析和評估對手的政治體制、意識形態、政治領導力，社會組織、社會動員、社會穩定等方面的綜合情況，及其心理狀態、心理弱點、心理防御等反應特點，以制定有效的影響策略。
作為施加攻擊的一方，還需要分析和評估傳播渠道、傳播內容、傳播效果等問題，利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尖端技術搜集、分析、傳遞和利用信息，甚至需要深入了解人腦及神經系統的結構和功能、認知中樞和反應機理。
通過對各種知識和技術的綜合運用，認知戰在實施過程中常常遵循以下流程：
一是情報搜集。通過網絡、社交媒體、人工智能等工具和手段搜集目標社會的信息，包括哲學、信仰、規則、弱點、動機、情感、歷史、道德、教育、心理健康、身份和意識形態等人類認知維度的要素，以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的綜合情況。
二是目標分析。根據情報搜集的結果來分析目標社會的特點、利益、需求和矛盾，將目標社會的個人或群體進行分類和分層，確定最易受影響和最有影響力的目標群體，以及最有利于攻擊者的切入點。
三是決策制定。確定認知戰的目標和意圖以及期望達到的效果，選擇合適的認知戰策略和方案以及相應的技術手段和實施平臺。
四是信息設計。基于目標群體的心理特征、接受能力、價值觀和認知偏差，設計符合攻擊者意圖和策略的信息內容和形式，包括文字、圖片、視頻、音頻、游戲等。值得注意的是，其間既有真實的信息，也有虛假的信息。
五是渠道選擇。在充分考慮目標群體的信息獲取習慣、信息傳播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干擾因素和應對措施、提高信息可信度和覆蓋率的基礎上，選擇合適的傳播渠道和平臺，包括網站、社交媒體、新聞媒體、博客、論壇等不同類型的渠道，甚至會選擇非正式的或隱蔽的傳播平臺。
六是效果評估。根據傳播渠道的反饋，評估認知戰的效果和影響，包括信息接收者的數量、質量和反應，以及信息對目標社會認知狀態和行為變化的影響方向和程度。效果評估的重點在于研判信息傳播是否達成了攻擊者的目標，總結認知作戰過程中的經驗教訓，以提升下一次綜合作戰能力。
通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認知戰涉及多個領域，整體鏈條長且精密，處理的細節多且復雜，這就使得這種戰爭形態在實踐中常常采用矩陣攻擊或集群作戰模式。
2021年6月，由美國軍方和北約全程參與，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捷克技術大學、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等機構組成的聯合研究項目組發布的《認知研討會：提高認知的創新解決方案》研究報告明確指出，“認知戰是迄今為止最先進的操縱形式，是一種綜合武器的方法論，它整合了網絡、信息、心理和社會工程的非動力戰爭能力，以便在沒有身體戰斗的情況下獲勝。作為新型戰爭，它被定義為由外部實體將公眾輿論武器化，旨在影響和破壞一個國家的穩定。這些攻擊可以視為一個矩陣：跨越少數和多數的界限，全面影響思想和行動，跨社區組織……它的執行方式不同于更傳統的戰爭領域。”
這種新型戰爭的典型案例是2019年美國政府對委內瑞拉實施的一場包括認知戰在內的總體戰。
委內瑞拉是拉美地區重要的石油生產國和出口國。數十年來，美國政府一直將委內瑞拉政府視作“眼中釘”“肉中刺”，千方百計策動“顏色革命”，企圖顛覆委左翼政權。
從2002年起，美國政府策劃并實施了多次針對委時任總統查韋斯的政變，并資助委國內反對派舉行大規模暴力抗議活動，均未取得預期效果。
2018年12月，在其策劃的針對委總統馬杜羅的暗殺活動失敗數月后，美國政府直接邀請委反對派領導人瓜伊多訪美，密謀支持瓜伊多推翻委國內選舉結果直接自封“臨時總統”、成立親美政權事宜。
在此背景下，為樹立瓜伊多形象、瓦解馬杜羅政府合法性，美國政府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認知戰。
2019年1月23日，美國政府宣布承認瓜伊多為委內瑞拉“臨時總統”，并動員其盟友和一些國際組織跟進，同時利用網絡和媒體向委內瑞拉民眾灌輸西方價值觀和“民主”理念，散布虛假或歪曲的信息，渲染委內瑞拉經濟和社會危機，詆毀馬杜羅政府的合法性、能力和形象，鼓吹瓜伊多政府的民主和改革理念與執政前景。
作為配合手段，美國政府利用經濟制裁和外交孤立向委內瑞拉政府施加空前巨大的壓力，試圖以此削弱委內瑞拉的國家安全和國際地位，隨后更是直接策劃軍事政變，試圖瓦解委內瑞拉軍隊和民兵的忠誠和士氣，制造政治動蕩和暴力沖突。
在此過程中，美國多個部門分工協作赤膊上陣：
白宮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作為這場總體戰的最高決策者和指揮者，負責制定對委內瑞拉的總體政策，統籌政府行動和資源；
國務院作為主要執行者和協調者，負責與美國盟友、國際組織和委內瑞拉反對派的溝通與合作；
中央情報局負責提供情報和幕后操縱，它全面搜集、分析、傳遞、利用有關委內瑞拉的信息，直接策劃、支持、指導委反對派和私人軍事公司等進行各種顛覆活動；
美國駐哥倫比亞大使館作為主要前沿基地和窗口，負責與哥倫比亞等國家協調和配合，向媒體發布各種聲明和評論，并指揮委內瑞拉國內專家、名人、意見領袖等精英階層配合美國政府行動，全面擾亂委內瑞拉社會思想，對局勢推波助瀾。
面對來勢洶洶的進攻，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帶領民眾頑強抵抗美國的壓力和干涉，以事實和道理為依據，開展多項行動穩定民心，成功確保了軍隊和大部分民眾對他的支持。而美國全力支持的瓜伊多卻始終未能得到軍方的響應和足夠多的民眾擁護，遲遲無法組建有效的“臨時政府”，這使美國政府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并最終拋棄了瓜伊多。
2023年1月3日，美國政府正式承認失敗，表示尊重委內瑞拉全國代表大會關于解散瓜伊多領導的“臨時政府”的決定，為這場失敗的戰爭畫上了一個不體面的句號。
危險在制勝于無形
認知戰是一種制勝于無形的新型混合戰爭，試圖通過影響目標國家決策者和群眾的心智來影響其行動。
在政治方面，認知戰旨在干擾或誤導目標國家的決策過程，使其做出錯誤決策；煽動不同政治派別或團體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制造分裂或動蕩；詆毀抹黑目標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培養反政府社會意識。
在經濟方面，認知戰謀求擾亂或破壞目標國家的經濟秩序，制造混亂或危機；誹謗或貶低其經濟發展和經濟成就，動搖人心。
在軍事方面，認知戰試圖干擾或破壞目標國家的軍事指揮和軍事行動，使其無法達成既定目標；削弱或摧毀其軍事力量，降低軍隊的執行意愿和執行效率；誣陷或污蔑其軍事行為和軍事道德，營造其被孤立或否定的輿論氛圍。
在科技方面，認知戰設法阻礙或破壞目標國家的科技創新和科技應用，抑制其科技進步；質疑或否定其科技理論和科研體制，誤導其科研方向。
在文化方面，認知戰極力破壞或消解目標國家的文化傳統和文化價值，企圖使其價值觀異化；曲解或歪曲其文化現實和文化問題，讓民眾陷入迷茫或憤怒情緒；侮辱或嘲諷其文化形象和文化品味，削弱國民的信心；滲透或控制其文化機構和文化人士，鼓吹崇洋媚外。
這種制勝于無形的新型混合戰爭具有全球化、多元化、隱蔽化、持續化等特點，使其較傳統戰爭更具廣度和深度。
首先，認知戰不受地域和國界的限制，實施方可以在全球范圍內通過網絡、媒體、外交等渠道對其他國家和地區施加影響，甚至可以跨越文化和語言障礙，對不同民族和群體進行有針對性的認知操作。
其次，認知戰涉及多個領域和層面，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事、法律等，實施方可以利用各種信息和輿論，對目標對象進行負面宣傳、抹黑攻擊、誤導欺騙、分化煽動等，并利用各種事件和危機，對對手進行威脅恐嚇、挑釁挑撥等。
第三，為避免被對方發現和識破，認知戰的實施方常常采用隱秘手段或進行偽裝，比如利用第三方或者非政府組織作為掩護，打著維護人權、民主、自由等旗號進行干涉和顛覆。
第四，認知戰不受時間限制，可以在平時和戰時持續進行，通過長期積累潛移默化地改變目標對象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削弱其反應能力和抵抗能力。這種長期持續的“認知殖民”，是這種戰爭方式最值得警惕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