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戶變種植大戶，電影也“立了功”
43年光影，一位農村公益放映員用銀幕連接起大山內外
面對壁柜中“古董”級別的膠卷放映機，61歲的黎仕倫神采奕奕。“從8.75毫米，到16毫米，再到35毫米，各種膠卷放映機都用過。”
作為一名農村電影放映員，黎仕倫43年在貴州余慶縣的大山里架起了光影和農民之間的橋梁，當地的老百姓都稱呼他“老黎”。
放映苦與樂
老黎酷愛電影，說起自己小時候看電影的場景仍然津津樂道。1978年，18歲的老黎高中畢業后，在家待業。當地政府為老黎提供了一個工作機會：下鄉放電影。
老黎被分到余慶縣敖溪區電影放映隊，和另外兩名同事一起，翻山越嶺，走進農村生產隊，為群眾放電影。
上世紀70年代，農村露天電影普及，村口看電影成為幾代人的溫馨回憶。
看電影是享受，但放電影并不輕松。每次放映，最頭痛的就是搬運放映設備。一部放映機、兩部影片、音箱、銀幕等，總重量超過300斤。如果碰上停電，還要帶上100多斤的發電機。
他已經記不清楚，多少個下雨天的路上，他摔了多少個跟頭，多少次被淋得渾身濕透。
讓老黎至今記憶深刻的是在老百姓家里的“戲睡”。“晚上鄉親們歇下后，我就回房關上門，把衣服褲子全脫了。拿出防蟲條，在床上和衣服上劃幾筆，這樣虱子和跳蚤才不會跳到身上，或者鉆到衣服里。”老黎和隊友們把這種睡法叫做“戲睡”。
時代在不斷發展，老黎的放映隊條件也在一點點變好。放映隊的運輸工具從肩挑手扛，換成了自行車，再到后來的拖拉機。
“時代在進步，放電影越來越‘松活’，但不能忘記那段苦日子，每個人的一生中，總有那么一段時間，要去經受困難和磨煉，蹚過去就會看到新的希望。”老黎這樣教導自己的孩子。
盡管過去了很多年，老黎依然記得第一次放映電影的場景，那天放的是《紅巖》和《地道戰》，現場人山人海。遇到喜劇場景，大家哈哈大笑；悲傷時，哭哭啼啼……
得失寸心知
電影行業興衰更替，放映人生隨之潮起潮落。1982年，生產隊逐步解散，原來由生產隊負責支付放映成本的露天電影時代結束。失去了穩定的經濟來源后，老黎并沒有等待失業。為了養活放映隊，老黎和同事把鄉里開會的會場空地改成了簡易的電影院，開始售票放映。
時代的變遷，讓老黎看到了電影行業的變數。1986年，老黎考取了貴州省電影放映技術學校，開始在職讀書，學習電影技術專業，成為當時余慶縣電影院系統唯一一名中專生。
1996年，隨著電視機普及，農村電影市場不斷走下坡路，老黎所在的電影發行放映公司陷入經營困難。在電影公司上班，以前是“金飯碗”，那時卻變成了“破飯碗”。公司賬上只剩下19.79元，還欠著800元的片租債務。
恰逢此時，余慶縣文廣局的領導找到老黎，請他主抓電影公司業務，挽救破產危局。“為了工作和同事的生活，我只能狠下心來，摸著石頭過河，挑起這個擔子。”這是老黎當時的念頭。
臨危受命，老黎在心里不斷盤算：這道坎怎么跨？唯有發展多種經營。
那時，他一邊下鄉為農民放電影，一邊帶著公司20多名職工利用縣城電影院的空置房屋，建起了夜宵市場，將電影院改成集文藝演出、開會等多功能于一體的活動場所，打開了多樣的經營方式。
經過近一年的努力，老黎在當年就扭轉了電影院和農村電影放映隊虧損的局面。擔子挑起了，老黎主動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1998年1月，他正式成為一名共產黨員。接下來的幾年，在老黎的帶領下，余慶縣電影發行放映公司又步入了發展快車道。2002年，老黎所在的放映隊被評為貴州“全省農村電影放映隊先進集體”稱號。
高光時刻，急流勇退。由于單位內部調整，老黎從領導崗位上退了下來，又成了一名普通的放映員。
2006年，全國啟動農村公益性電影放映工作，每放一場，有80元補貼。“但補貼還不夠運費和住宿費，沒有人愿意承擔下鄉放映工作”，老黎說，“我是一名黨員，組織交給我的任務，就一定要好好完成。”
老黎的愛人徐蘭平提前退休，和老黎組成了“夫妻放映隊”，承包了農村公益性電影的放映任務。
“下鄉的時候，路面坎坷不平，非常顛簸。”徐蘭平說：“他開著三輪車，設備多，我坐在車后的音箱上。往邊上的懸崖瞧上一眼，深不可測。他就一個勁兒地安慰我‘別怕，別怕，就當是在按摩’。”
2010年，余慶縣電影發行放映公司改制，老黎成立了余慶縣農村電影放映隊。從那時起，老黎的放映隊每年都要放映農村公益性電影700余場，后來又增加了科教電影、愛國主義影片等，每年都要放映各類影片數千場。
一路走來，起起伏伏，曾經的青蔥少年，如今兩鬢飛霜。“一輩子，能干好一件事，就很不容易了。”老黎43年只干一件事——放電影，他認為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生，充滿了美好。
堅守一顆心
老黎相信，對于那些從來沒有走出過大山，不識字、不懂用智能手機的人來說，電影不僅僅是消遣，更是獲取知識的重要渠道。電影放映對老百姓有益，這也是他從事這項工作的價值。
過去，為了節省成本，老黎和妻子經常帶著床單和洗漱工具出去放映，走到哪，住到哪，有時還睡在農民家的廢棄門板上。恰恰是這種經歷，讓老黎更加懂得普通農民的需要。
大龍村村民周其倫，曾是一名建檔立卡貧困戶，2014年初，周其倫借款搞養殖，由于不懂技術，兩個月不到，資金全部打了水漂，整日在家唉聲嘆氣。這件事情很快傳到了老黎的耳中。
當年3月，老黎找到村干部商量，要為村民安排幾場“脫貧致富”專題電影，播放蔬菜種植科教片。村干部非常支持他的想法。
在這幾場科教片的放映中，周其倫聽得津津有味，他受到啟發，決定把閑置的土地用來發展蔬菜產業。兩年后，周其倫成為當地蔬菜種植大戶。
“科普知識對農民來說，有著巨大力量。”老黎說，因為看電影，一些村民形成了買種子保留發票的習慣，在后來買到假種子打官司時成功獲賠；一些村民學會用科學測量的方式解決宅基地糾紛；還有村民改變傳統牲畜養殖習慣，學會了給動物測溫、配飼料……
盡管隨著農村人口大量外出務工，平時下鄉放映時，前來觀看電影的人數已大不如過去，但老黎還是要求放映隊一絲不茍完成放映任務。
初春時節，記者來到老黎家，看到他列出了一個長長的清單：《我和我的祖國》《“低頭族”的危害》《美麗鄉村我的家》……“如果疫情防控允許，我們放映隊準備今年再放3000場。”老黎說。（記者歐甸丘、周宣妮、李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