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8日-29日，由新华网主办，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主办，新华网思客、人文清华承办的“2021新华网思客年会”在北京举行，本次年会聚焦“中国经济的下一程：新格局新优势 新篇章”。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增长，必须深入挖掘宏观经济的结构性潜能，依靠“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大翅膀赋能”的框架方针稳步推进。
以下为演讲摘录：
今天我想就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特别是结构性潜能和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和大家作一个交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对2022年的经济工作作出了部署。我想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把目前的经济形势再作一些分析。
应该说我们2021年以来，前三季度确切地说是1月到8月总体上保持了经济恢复的态势，但是三季度以后一部分指标是明显回落，GDP在三季度的增速是4.9%。从三大需求的态势看，四季度的增速有可能是低于4%的，这个应该说低于预期，所以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我觉得对形势的分析实事求是，没有回避我们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中央经济作会议是这样来进行描述的，或者是来讲我们目前面临的形势是：经济发展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长规划、硬措施、软着陆”
下一步到底怎么办？
要想解决问题，立足点放在哪里很重要。随着疫情逐步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宏观政策也会有相应的调整。以前我们常说，宏观政策不急转弯，但是这个弯还是要转，而且要转好弯。货币政策也会逐步回到比较正常的状态。正常的状态是什么？就是要相机抉择，比如最近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降准就是对目前经济下行的正常反应。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指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此外，宏观经济还面临一些结构性矛盾，以及在双碳目标落实过程中，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亟待调整。面对上述挑战，我建议采取长规划、硬措施、软着陆的办法。
第一，长规划。要给出一个适当长的时间，明确目标和任务，同时也要提前给出一个明确的预期和缓冲纠错的空间。
第二，硬措施。就是给出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市场纪律，不能动摇和退让，这也是预期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追求的目标和结果是软着陆，也就是以较小代价实现目标，不至于动摇大局。
宏观政策主要是解决短期稳定和平衡的问题，对它的作用也不能高估。中国目前经济基数很大，实现新的增长不是件容易的事，下一步中国经济要实现稳增长，我认为，和短期宏观政策相比，更应该关注结构性潜能的增长动能。因为中国无论是过去的高速增长还是近些年的中速增长，动力主要来自结构性潜能。
什么是结构性潜能？
结构性潜能是指中国作为后发经济体在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升级和城市化过程中所具有的潜能。简单说，中国的人均GDP目前是1万美元左右，发达国家多是3万美元，美国超过6万美元，这中间的差距就是我国的结构性潜能。如果说发达经济体是一个熟透的苹果，那么中国这只苹果现在只成熟了一半，需要把尚未成熟的潜能挖掘出来。如果一定要对中国的增长潜能做排序，我认为结构性潜能是第一位，宏观政策是第二位甚至是第三位的。
我们提出了“1+3+2”结构性潜能框架。“1”是指以都市圈城市群为龙头，为中国经济下一步中高速增长打开经济动能上和物理上的空间。经测算，这个领域所提供的经济增长潜能在未来五到十年，甚至十五年会占到70%-80%。“3”是指实体经济需要补齐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的短板，我们称之为新的三大短板。“2”是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两个新动能，这不仅是中国也是全球性的动能，被欧盟称为疫后复苏的两大支柱。所以，把结构性潜能概括一下，就是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大翅膀赋能。
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房地产一直是一个支柱性产业。但是房地产的历史需求峰值大概在几年前就出现了。旧动能在逐步降低，急需新动能补上去。因此，现在是结构性潜能框架转换时期。
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有效融合
谈及数字经济，特别要关注数字化实体经济的概念。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有效融合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提高生产力。从生产力的标准来讲，需要关注数字化实体经济在一些行业，比如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迅速发展。这些行业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具有数字技术直接介入实体经济过程、重资产、就业人数多、供应链优化布局等特点，从而显著提高了生产力，形成了比较强的竞争优势。
强调发展实体经济，并非简单地回到传统的实体经济，也并不仅仅是重视发展物质形态的生产。事实上传统的实体经济已经大量过剩，再增加供给也未必有市场需求和竞争力。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的实体经济，一种是传统竞争力已经下降、过剩严重的实体经济；另一种是数字化赋能、生产率大幅度提升的新实体经济。我们面临的一个真实的挑战是，实现转型，把传统实体经济转化为数字化赋能以后生产力提升的新实体经济。
关于数字化实体经济，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要由消费到生产，从流通到制造。近些年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分布于零售批发、社交媒体的领域，以面向个体为主。或者说，集中于产品生产出来后，如何到达消费者的领域。下一步的重点要逐步转向产品的生产过程。如果说消费和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是序幕的话，生产领域的数字化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大戏，也才能实质性提升实体经济的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
第二，实体经济的数字化重心逐步转向人工智能。打一个不大贴切的比喻，与实体经济相比较，互联网相当于通道，5G技术是其中的高铁，大数据是原材料，云平台相当于仓储，而人工智能则是机器设备。其他技术主要是产生、运送、储存、连接数据，而人工智能则是用数据生产出信息量更大、更有价值的数据。电商、社交媒体平台等初期主要是数据连接的产物。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智能驾驶、算法推荐的快速发展和应用，显示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巨大潜能。人工智能在实体经济的应用，既可以表现为对生产能力配置的优化，也可以体现在对宏观经济、行业和具体产品市场运行的实时感知和预测决策，从而显著改进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第三，实体经济数字化要摆正政府、企业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应把注意力放到制定规则、维护公平竞争、提供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合理引导预期等方面，对具体技术路线不必过多干预，更多由市场竞争和产业发展进程来解决。监管要跟上数字技术发展的步伐，平衡好与创新的关系。
如何实现双碳目标？
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我认为要加快实现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推动两个创新。
一是减碳不能“单打一”。应该从中国现阶段国情出发，坚持降碳、减污、增绿、增长四位一体协同推进，这是我们和发达国家的重要区别。发达国家以服务业为主，污染问题基本解决，所以主要是碳减排的问题。刚才讲到的几个方面我们都要抓，而且都要硬，不可偏废。
二是不能运动式减碳。要实现双碳目标，关键是用绿色的技术替代传统的技术，是要减少碳排放，而不是降低生产速度和减少生产能力，更不是在不具备绿色技术供给的情况下人为打乱正常供求秩序。过去讲破旧立新，是指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但在这次绿色转型中应该是新的不来，旧的不能去，这也是中央强调的先立后破。所以，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遵循绿色转型规律和市场规律，否则很可能是适得其反。
三是减碳的指标要很讲究，不能错位。实物量的指标，特别是实物量的数量指标，某个行业的产量包括能耗这类投入品的数量，如果把它作为或者实际上成为一种宏观考核和监管的指标，很容易造成资源配置扭曲，这也是过去为什么要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深层原因之一。所以，还是要慎用少用行政性办法，多用经济性市场性办法，比如放开煤炭价格的办法更有利于企业以内在的动力节能减排。
除此之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在绿色发展中市场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市场要不要、能不能在绿色发展中也起到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这个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但目前客观来讲还不具备条件。但是我认为过去绿色转型可能还是配角的时候，也可以用过去的办法来做。但在双碳目标确定了以后，中国全面绿色转型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应该创造条件让市场起作用，而且是要起决定性的作用。从长远来看，要特别重视做一些对绿色转型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比如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中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就是要普遍地建立账户，碳账户、生态账户和绿色责任账户，以确定产权和责任。建立账户首先要做碳核算和生态核算，核算是绿色转型的基础，无论是用行政性的办法还是市场性的办法，前期都要把账算清楚。在碳核算和生态核算的基础上，再建立碳账户和生态账户，形成包括碳减排、常规污染物治理、生态修复和经济增长四位一体要素在内的各级政府、企业、个人在内的绿色责任账户，这样才能确定各个主体的减排责任。所以，通过账户落实了产权和责任，各人自扫门前雪，这个世界就会很清洁。应该鼓励各地积极开展这方面的探索创新，通过绿色账户把国家的碳中和目标分解落地，使绿色转型能有一个扎实有效的实质性的进展。
我们现在推动这个数字技术包括绿色发展，地方创新也很重要，应当鼓励各个地方企业和个人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多一些自选动作，多一些试错的空间。通过大量的探索、创新和试错，探索出适合各个地方、行业、企业的双碳落实方案，找到一些有效的管用的办法，形成一些可供推广的经验和做法，推进绿色转型扎实有效取得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