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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輝耀:全球化逆流而上正蛻變

2024-08-08 08:05:30 來源: 《環球》雜志

2023年10月17日,連接印尼首都雅加達和旅游名城萬隆的雅萬高鐵正式開通運營,它是中印尼共建“一帶一路”合作的旗艦項目。

這是2023年9月30日在印度尼西亞普哇加達拍攝的一列行駛中的雅萬高鐵高速動車組列車

文/《環球》雜志記者 吳美娜

編輯/馬瓊

  地區沖突此起彼伏、世界經濟復蘇艱難、科技發展影響多面、“極右翼之風”席卷多地……諸多因素疊加之下,全球化逆流或逆全球化力量乘勢而興,給全球化進程帶來更多維度的困擾。與此同時,全球化本身也在逆境中不斷蛻變,與時俱進,在人類攜手向前的主干道上不斷呈現出新的活力和色彩,以中國為主要引領力量的新型全球化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肯定。

  “中國作為經濟全球化受益者和貢獻者近年來不斷擴大對外開放,將自身發展與世界各國發展相聯系,已成為世界經濟的穩定器和全球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比蚧菐欤–CG)創始人兼理事長、國務院原參事、西南財經大學發展研究院院長王輝耀對《環球》雜志記者說。

  這位聚焦全球化研究的學者,近日推出新作——《對話世界:理解新時代的全球化》《命運與共:中國與全球化的未來》。面對當今時代的全球化邏輯、變局與出路等問題,他有著怎樣更進一步的觀察和思考?

全球化趨向復雜

  《環球》雜志:近年來出現了很多和全球化有關聯的名詞,“逆全球化”“去全球化”“慢全球化”“再全球化”等,說明了什么?如何更好更全面地認知“全球化”這一概念?主要分歧有哪些?

  王輝耀:近年來,各種關于全球化的新名詞新現象出現,說明全球化發展形態發生了明顯變化。當前,全球化發展處于一個復雜動蕩的轉型期,既往矛盾激化,多方力量博弈,逆全球化潮流廣泛出現,傳統上推動全球化發展的動力減退,而新的推動力、新的發展形態在萌發醞釀中。

  實際上,全球化是一個多維度動態交融過程。從經濟視角看,全球化意味著資本超越民族國家邊界在全世界自由流動,資源在全球范圍內配置,因此經濟全球化的根本動力也被歸結為市場的發展。綜合來看可以認為,全球化意味著由人、企業、國家、國際組織等多維度行為體構成的人類社會在知識與技術發展的推動下,通過全球貿易、全球投資、全球移民、全球治理等多元表現形式,所形成的影響世界發展進程的經濟、文化、社會等現象與秩序。

  經濟全球化是生產力發展背景下生產要素全球性流動和科技進步的結果,最終要符合多數國家和民眾的發展利益要求,不會輕易逆轉。許多美西方反全球化人士真正害怕的是全球化導致的本國本地產業空洞化、失業率上升、社會福利下降、貧富差距拉大,以及隨之產生的國際秩序、生存環境以及文化交往上出現的不利影響等。巨大的財富分配不均,帶來美西方國內社會矛盾加劇,民粹主義崛起,而中國卻成為“替罪羊”。

  人員經貿往來日益密切的全球化時代出現了越來越多超越國界的全球性問題,國內問題國際化、國際問題國內化的態勢愈加明顯。然而,近年來現有全球治理機制在應對全球性問題方面愈加顯得力不從心,新的全球治理體系又尚未形成??傮w而言,西方國家仍處在較高位置,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話語弱勢地位并未從根本上改變。然而,中國等新興國家的崛起改變了國際格局的力量對比,舊有全球化規則越來越不適應當下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新冠疫情及俄烏沖突等,更是加速了國際格局演進趨勢及國際戰略力量分化組合。

大趨勢難以逆轉

  《環球》雜志:全球化發展至今,主要經歷了哪幾個階段?當今全球化呈現何特點?有哪些關鍵詞?

  王輝耀:大航海時代以來,世界進入以人員、貨物、資本、信息等要素全球性流動為特征的全球化時代。500多年來,人類技術進步所催生的三次工業革命帶來了巨大的社會變革,也使全球化發展形態和速率出現變化。從20世紀90年代至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是全球化發展的黃金期。以蘇聯解體為標志,兩個陣營被打破為統一世界市場創造了良好的政治環境,國際貿易達到空前繁榮的階段。但繁榮發展與不平等是既往全球化發展的一體兩面。新自由主義思潮將市場奉為圭臬,極大便利也放任了資本在全球攝取利益,同時弱化了國家及政府管控并平衡經濟社會的作用。

7月5日,在上海舉行的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上,一家人工智能公司推出的“具身智能本體”跳舞機器人,吸引觀眾前來參觀

  由此,市場原教旨主義(核心觀點是市場可以自動恢復平衡,不需要政府進行任何干預)推動下的經濟一體化對福利社會造成了巨大的壓迫,無論是福利體系完備的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不足的發展中國家,都沒有從資源全球性流動中充分獲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增長乏力,部分國家國內工作崗位流失,激發了這些國家的藍領群體及收入減少的中產階層的反對,多國為刺激經濟回暖紛紛推行多樣化貿易和投資保護措施也使全球化發展出現倒退。世界經濟進入一個被一些人稱為“慢全球化”的時代。在慢全球化時期,貿易的增長速度與世界產出大致相符,而跨境投資與世界產出之比下降了一半以上。

  2022年2月俄烏沖突爆發使歐洲地緣政治格局和安全體系面臨重置,二戰后建立的世界秩序遭受重創。世界經濟因此雪上加霜,眾多發展中國家因能源及糧食價格上漲而受到影響。新冠疫情疊加百年變局影響之下,全球化作為一種經濟技術發展必然趨勢或許不會就此停擺,但全球化發展形態和方向正在出現新變化。

  與此同時,“超全球化”時代的結束并不意味著全球化的終結,盡管面臨經濟調整成本和大國緊張關系的壓力,全球化發展的勢頭依然強大。美國和歐洲主要國家領導人希望控制潛在風險,而不希望貿易、金融或更廣泛的國際關系走向崩潰。盡管西方企業近年越來越重視政治風險,并尋求多樣化供應鏈來對沖,但這并不意味著“去全球化”,問題在于能否建立一個信任與合作的框架,為此各方必須努力管控分歧,達成合作。

  當前,隨著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崛起,發達國家相對衰落,西方所謂“中心-邊緣世界體系”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一個更加平等包容的多極世界秩序正在形成,但在新的秩序尚未全面建立起來之前,我們所面對的或將是一個更加分裂動蕩且不斷分化的世界。

中國成為“反哺者”和“引領者”

  《環球》雜志:在全球化、全球治理等層面,中國的優勢和貢獻主要有哪些?挑戰主要有哪些?

  王輝耀:中國的改革開放已走過40多年歷程。中國也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為全球提供了巨大的市場和投資機會,推動了全球貿易和投資增長。中國經濟增長對全球經濟增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尤其是在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期間,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對全球經濟的恢復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國通過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多邊貿易體制的建設,推動著全球化進程。在逆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之時,中國堅定支持自由貿易和開放市場,提倡多邊主義,維護了全球經濟秩序的穩定和公平。

  中國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并推動落實“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三大全球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推動建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加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及《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等,受到多方肯定和歡迎。

  “要致富,先修路?!敝袊⒅鼗A設施建設,特別是交通、通信和能源等領域的投資。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注重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通過引進外資、培育本土企業和加強自主創新,推動了產業結構的升級和技術水平的提高。以上經驗均可為其他發展中國家乃至范圍更廣的國際社會提供有益借鑒。

  中國正在努力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從全球化的參與者逐步轉變為“反哺者”。中國是“南方國家”的一員,但部分沿海地區接近發達國家水平。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既能連接發展中國家,又擁有一定程度上的發達國家資本和產業能力,可以連接多極世界中的幾大板塊,在經濟全球化中發揮引領作用。

  面對變亂交織的世界,如何繼續推動全球化,是中國面臨的巨大挑戰。為進一步構建新的國際治理體系,我們需要與美國和歐盟以及其他“南方國家”達成一致,找到多極和平相處的模式。多極化趨勢的出現已經讓世界走出了通向兩極世界的軌道,我們要避免形成兩大陣營。

  當前,中國已然進入了一個日新月異的技術時代,互聯網、人工智能、清潔能源等新業態持續涌現,重塑著原有的商業秩序。但是它們缺乏一套治理體系,例如數字經濟、碳排放、全球最低企業所得稅,還有一些前沿議題,包括太空治理等。這些缺乏國際制度和國際協調的領域,均可以成為中國同其他國家對話探討的主題。

  《環球》雜志:中國引領的新型全球化,和美西方引領的全球化,有何本質上的不同?

  王輝耀:在過去30多年全球化高歌猛進時期,普遍性的繁榮發展掩蓋了國際體系與世界秩序的不公平不公正,這在世界經濟放緩時便凸顯出來。中國作為全球化的受益者,近年來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為國際社會提供理念性、制度性國際公共產品,推動全球化及全球治理向更加包容普惠、公平公正方向發展。

  與美西方引領全球化下形成“中心-邊緣”的世界體系不同,中國不尋求在推動全球化發展中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霸權體系,而是致力于打造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新型全球化,由此形成的國際格局將是更加平等有序的多極化世界。更深層次而言,二者在“道”的層面,在本質層面存在不同。中國行動的邏輯不是追尋所謂資本利益最大化,而是主張合作共贏,共同發展。

  “堅持發展優先”“不讓任何一個國家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掉隊”,這些都說明了中國理解和推動的全球化的本質是要實現人類的共同發展?!坝嬂斢嬏煜吕薄傲⒓哼_人,兼濟天下”,闡釋了中國對于全球化下義利觀的價值抉擇。這些,最終體現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深刻價值遵循。

  中國的雜交水稻幫助馬達加斯加人民逐步擺脫饑餓,也讓世界相信饑餓終將被消除。作為中印尼共建“一帶一路”合作的標志性項目,雅萬高鐵連接印尼首都雅加達和旅游名城萬隆,是印尼乃至東南亞的第一條高鐵,將中國高質量發展成果與印尼高質量發展愿景緊密相連,為沿線城市和民眾帶來加速奔向美好生活的新機遇。通車后,雅加達與萬隆兩城間旅行時間由之前的3個多小時縮短至40多分鐘,這意味著會有更多人來萬隆工作生活,帶來更多經濟活動,這將以可持續的方式惠及下一代。

多維度全球化協力向前

  《環球》雜志:如何理解區域化和全球化的關系?對中國來說,如何更好地把握有關問題?

  王輝耀:區域化和全球化的關系是多面的,有相互促進的,也有相互抵觸的。在全球化遇到大的阻力時,區域化往往會發展出更多形態。區域化實際上是一種局部的全球化,有自己的特色,不同的區域特點,涉及不同地緣博弈等。

  當前,世界可以說正在變得更加區域化,美西方在與其認為是潛在敵人的國家進行貿易時更加疑慮重重。美國正變得以聯盟為導向,不是以全球化為導向,或者也可以說是以西方聯盟為導向。美國正在分裂世界,但不是把世界分裂成各個國家,而是分裂成各個聯盟體系。中國需要持續推動經濟全球化,包括區域經濟一體化。

這是2022年7月19日拍攝的由中國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埃及分公司承建的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務區項目(無人機照片)

  中國和歐洲在很多領域存在共識,比如氣候變化、多邊主義、數字經濟等。歐洲可能在軍事上沒有那么強大,但在經濟、軟實力、文化影響上仍然具有顯著優勢,很多國際組織都分布在歐洲。當前,中國與包括法國在內多個國家建立過第三方市場合作機制,未來中歐甚至中美歐也可考慮在非洲等地深化第三方市場合作,共同推動非洲的投資貿易和基礎設施建設,形成南南合作的新方向。

  《環球》雜志: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層面的全球化,聯系和區別是什么?

  王輝耀: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層面的全球化既有其特定表現,也相互影響、相互交融。比如,在經濟層面,全球化主要表現為商品、服務、資本和勞動力等在全球的自由流動,國際貿易、跨國公司和全球金融市場的興起促進了全球供應鏈的形成;科技層面,主要是指全球化發展下科技成果和創新的全球傳播和應用,信息技術的發展、科研合作的加強以及科技人才的國際流動。

  盡管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層面的全球化在表現形式和具體內容上有所不同,但它們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相互影響,相互補充,很多時候也存在交疊,就像很多議題一樣,關涉人類活動多個領域。如今,經過多方位、多層次的全球化發展,全球融合的態勢非常明顯,國與國之間不可能再相互割裂,而是互融互通。每個國家在各個層面互相影響,共同進步。

逆境與反思中破繭再出發

  《環球》雜志:所謂的“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等現象,歷史不同階段都有出現,如何影響全球化進程?

  王輝耀:從歷史視角來看,資本全球性逐利而棲之下,發展失衡問題已成為全球化危機的一個顯性癥狀,繁榮與不平等成為既往全球化的一體兩面。市場經濟和全球化所鼓勵的自由競爭無法自行解決國家利益分配不均的問題,而且容易產生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馬太效應”。這也是資本主義誕生以來多次發生內部社會動蕩乃至世界大戰的經濟原因。

  早在20世紀40年代,面對兩次世界大戰之后滿目瘡痍的西方文明,匈牙利裔的經濟史學家卡爾·波蘭尼就提出了“雙向運動”學說,從市場和社會兩股力量鐘擺式拉鋸對20世紀出現的“大轉型”作出解釋。在他看來,基于自由主義原則的經濟全球化不可能獨立于社會制度,它與社會制度之間的關系是一種互相“嵌入”的雙向運動。當經濟全球化擴張到特定程度時,必然要求各國政府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

  因此,很多美西方產生的“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等現象,實際上是美西方在全球化發展之下治理危機的反映。當資本自由擴張導致的社會矛盾、國家間矛盾達到一定程度,“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潮流涌現會迫使并推動政府完善相關治理、增進民眾福祉、緩解資本與民眾之間的矛盾。而當矛盾不可調和,便可能爆發分裂甚至戰爭,打破既有規則及桎梏,重新進行利益分配,構建新的秩序與規則,并推動新一輪的發展與繁榮。過往全球化本身存在悖論,“反全球化”等聲浪害怕看到自身不再成為話語中心、利益受損等,找尋替罪羊,比如喊出“去中國化”等聲音,本身就是霸權心態的反映,自相矛盾。

  《環球》雜志:全球化如何影響人類文明的演進?未來全球化趨勢有哪幾種?

  王輝耀:全球化對于人類社會發展是一把雙刃劍,但總體來說是人類文明演進的助推器。長遠來看,人類實現了從傳統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到工業文明、信息文明的歷史性飛躍,全球化無疑為人類文明的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ヂ摼W和信息技術的發展普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結構,使得信息更加透明,社會更加開放。當前,以數字技術發展為引領的數字全球化和數字文明也已成為全球化發展新階段的新態勢。

  未來全球化趨勢有多種,從中期看,首先,隨著全球化帶來的負面效應顯現,區域化趨勢加強。其次,部分國家出于保護本國利益的考慮,可能會采取更加保守的貿易政策和經濟政策,全球化進程會繼續出現逆轉或放緩的趨勢。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全球經濟和政治格局將更加多極化,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將更加平衡。最后,未來全球化也會越來越重視信息技術和綠色科技,甚至氣候變化治理引導的新全球化。中美歐日等主要經濟體均提出“碳中和”計劃,綠色科技發展越來越成為大國之間的博弈點,并且這一趨勢將繼續深化,形成更多緊密的利益共同體。

  《環球》雜志:歷史及當下有關全球化的種種現象,對未來的啟示是什么?

  王輝耀:二戰后,在美國主導推動下,現有全球治理體系逐步建立完善,經濟全球化掀起新的高潮,人類也在70余年間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戰。然而,近年來逆全球化潮流抬頭,曾在全球化中獲得巨大利好的美國也扛起了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的大旗。俄烏沖突下世界發生了劃時代劇變,變得更加分裂更加不安全,人類面臨著新的世界大戰的風險。

  在這一新的“布雷頓森林時刻”(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國際經濟體系中扮演核心角色的時期,特別是當該國或地區的貨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或國際經濟合作的中心時),如何避免世界政治軍事對峙升級并觸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或許國際社會可吸取二戰后各國合作打造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健全全球治理體系,通過構建戰后國際經濟金融秩序,深化國際經貿合作,促進世界和平發展的歷史經驗。

  未來,要彌合世界的分裂和對抗,避免更大規模地區及世界性戰爭爆發,仍然要靠在重塑全球治理體系中增進國家間的合作和信任。面對“集體安全悖論”(為自身更安全而進行的一些操作,反倒使自己更不安全,也給國際社會帶來隱患,如北約)等問題,需多方共同切磋,保持對話和溝通。經濟合作及區域聯盟作為經濟全球化新的發展趨勢和表現形式,更加符合世界發展利益與需求也更加長遠可持續,也會帶來國家間融通發展和互信友好。

  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的穩定器和全球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面對愈發不安定的世界,中國一方面要保持戰略穩定,始終將發展作為第一要務;另一方面,也要化挑戰為機遇,在復雜動蕩的國際環境中發揮更多主動性,展現更多大國擔當,在構建新的國際秩序和推動全球化發展上發揮更大引領性作用,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國際公共產品,推動塑造多極世界中的更為包容平等的新的國際秩序,引領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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